弃笔从农

杨思远:高考落榜并未对我造成什么精神打击。因为本来就没有抱太大希望。身为文盲的父母也从未想过让他们的儿子上大学,他们看到的,只是又有一个儿子可以挣工分了,年底可能甩掉缺粮户的帽子了。

我出生在华北平原东部一个极偏远的地方,那里离渤海有80华里,离最近的柏油公路15华里,离县城45华里。1978年我正在那个有柏油路的镇子上高中。本来应该是1977年春节毕业,因赶上学制由冬季毕业改为夏季毕业,又多上了半年的高中。那时已经恢复高考了,可对于我们这些世代务农的农民子弟来说,上大学似乎根我们不相干。当然,形势所迫,学校和老师要求毕业生必须参加高考。所以这半年多上的学,主题就是准备高考。其实也只是老师在准备,我们心里根本就没敢想。

怎么准备呢?刚刚经历过“反回潮”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口头上喊“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其实心里还是害怕“专”,因为所谓“专”无非是“白专”“黑专”,哪里有什么“红专”呀!而两手准备更无必要,只要准备好两手参加劳动就是了。因此,这准备高考的气氛一直烘托不起来,但学校和老师还是按要求把学生圈进教室。

半日劳动制度取消了,周五劳动也取消了,改成了真正的全日制教学。教学秩序逐渐恢复,但教学内容却难以适应高考需要。数学课复习从四则运算到三角函数,语文从汉语拼音到组词造句,历史课只有薄薄的一本manbetx3.0 历史,还没有现代史和世界历史,地理也只有河北省行政区划。当然,作为学生,我们也见不到高考大纲,也不知该复习什么,反正老师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老师刻篇子(油印复习资料)我们背篇子。稀里糊涂就到了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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