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那没有真理、没有阳光的日子至今叫人心寒胆战。强加给父亲的罪名纯粹是一种无端，但在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实质上是专制制度下）被扣上的帽子。诚实的父亲讲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就冒犯了“上面”，而给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不但给判管制三年，最后还给开除公职，一家几口人失去生活的来源。而由此带来的政治迫害和歧视更是延宕至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从六十年代起，我们后面的几个弟兄从此就与升学、招工彻底无缘；1963年，二哥尽管高考成绩优异，却最终无法进入大学，无奈只去了农村；初中毕业的我在1970年去了农村；最后连小学毕业的弟弟也在1970年末被赶往了农村。
今天很多年轻人不太知道当时的实情，还以为“上山下乡”是出于本人的自愿。其实，在我们当时生活的那座县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注：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即是当时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人的子女）当时的出路只有去农村，否则，官员们就威胁说要把你的家人、父母亲全部赶往乡下。无奈之中我们只好一个个都下乡了，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说来可笑，父亲被打倒，源自他看完《人民日报》后对他的一位学生说的一番话：“怎么章乃器、罗隆基也成了大右派？他俩曾是抗战‘七君子'之一的有功之人啊！”那位一直觊觎我父亲主办会计职位的学生竟把这番话当做反动言论反映上去，父亲从此就大祸临头，而我们做子女的也跟着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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