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的《斗牛》初涉抗战题材开始，管虎就没打算按同类型的路径走：影片讲的是八路军在战火中托付农民看管一头奶牛——一个看似荒诞的小任务，却被管虎用幽默与紧张交织起来，没有宏大史诗式的战斗场面，也不凸显民族气节。战争的背景板被缩减为具体的人物选择与心理波动，历史的宏大叙事被切割成可触摸的个人经验。
管虎热衷谈论抗战，但他似乎始终下意识地对于流于俗套的历史呈现保持着距离；尽管他在大的尺度上并不出位，而在局部的处理上却不时偏移。这大概为什么，管虎这么热衷从个人的视角去“演绎”历史，而不是从更大的尺度去呈现历史，这种视角在部分理论家们看来总有某种令人警惕的、乖张的个人主义意味。
正如有论者所敏锐地指出的，管虎影片中频繁出现的浅焦镜头、虚焦处理与模糊背景，放大具体个人的处境，但导致了“历史纵深感的消失”。学者戴锦华对于管虎《八佰》的锐评中所说的“历史不在场”——那些被刻意弱化的时代全景、被虚化的战场肌理，似乎让个体的命运脱离了更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但我乐于为管虎辩护一二：这种镜头语言的选择，其实可以视作一次视角的下沉，管虎他有意识通过将普通士兵置于历史舞台式的高光之下为平凡英雄授予一份记忆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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