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对克雷•克里斯坦森（Clay Christensen，他已于上个月去世）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他表示，他的“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理论提供了一种“共同语言”，使企业能够找出问题，并决定行动路线。
这显然是谦虚的自我评价。这也提供了一条线索，有助于解答热爱颠覆的人是如何将这位管理学思想家的想法扭曲为危险的狂热。克里斯坦森曾说，他的理论产生过一些影响，“大体是好的，但有时也有愚蠢的”。
Skype联合创始人尼古拉斯•占斯特姆(Niklas Zennstrom)最近告诉我，早年人们认定，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大多都能造福世界，但人们的这种看法“被用作任何行为的通用借口”。1990年代互联网规模较小，有利于限制误入歧途的早期试验或不太符合道德准则的商业模式所造成的损害。
您已阅读19%（348字），剩余81%（1498字）包含更多重要信息，订阅以继续探索完整内容，并享受更多专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