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我在纽约的一个晚宴派对上遇到了记者和电影制作人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当时她70岁，是我崇拜的偶像。部分原因是埃夫龙创作了一些我最喜欢的电影，例如《当哈里遇见萨利》(When Harry Met Sally)（1989年）。但在她的人生中（她在2012年去世），她也是一种稀有动物：她是梦想成为记者的年轻人的伟大女性楷模。上世纪60年代，她开始在《新闻周刊》(Newsweek)的邮件收发室工作，当时从事媒体行业的女性很少，接着她无畏地攀登职业阶梯，成为她那个时代笔锋最为犀利、最受尊敬的散文家之一。埃夫龙的特点是从她自己以及其他人的生活中收集素材，然后编织成吸引人的文学作品和电影。
但她是否有权在她的散文中使用私人生活的素材？对于埃夫龙或者其他任何作家而言，个人隐私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而且现在变得愈发相关，因为最近美国有线电视频道HBO发布了一部有关埃夫龙的纪录片，该片由她的儿子雅可布•伯恩斯坦(Jacob Bernstein)制作。
我最近在纽约出席了《一切都是拷贝》(Everything is Copy)的预映式（片中出现的很多人物也参加了那次预映式，例如埃夫龙的前夫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梅格•瑞恩(Meg Ryan)以及《纽约客》(New Yorker)的肯•奥莱塔(Ken Auletta)，这简直是一件超现实的事情：生活遇到艺术，艺术启迪生活。）我可以告诉大家，该片引人入胜。但对于作家（无论男女），它也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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