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里，律师不仅仅是类似于牙医的一个职业。我欣赏牙医的职业技巧，他们直截了当，而且与患者几乎是脸贴脸地直接接触，如果他们失误的话，会立刻被揭穿并且遭到斥责。尽管律师的失误可能不会这么快暴露，但是我们仍然同样对他们的专业娴熟度报以很高的期待。但是对于律师，除了技术娴熟，我们还对他们有更高的期待，至少对那些常常被我们称之为“参与公共服务的律师” （下称“公共律师”），我们怀着这样的期待。
我们希望公共律师能够在更广的维度上成为有用的公民，而不仅仅是技术类的专业人士。我们期望他们可以成为各自社群中的领袖人物，引导社会实现最高价值——不仅仅是用语言阐述一个社会的目标，而且还塑造整个社会的规范、运行机制和程序，并且为政治法律体制的不断进步提供所需的人力。
我们期待公共律师帮我们以零星或者大规模的方式制定法律，努力在具体个案中应用法律，并为起草法案提供协助。我们希望那些担任立法官员、行政官员、检察官和法官的法律人，能够通过在政府部门任职，使整个社群得益。我们希望另一些公共律师，以独立博学、捍卫社会利益的执业律师身份，在必要的时候向政府提出质疑，从而使整个社群得益。在本文中，我将着重关注这第二类律师。作为公共律师，讽刺的是，他们常常从事所谓的“私人业务”，而在这个语境下，“私人业务”是个不折不扣的误称。这些公共律师通常是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士中处境最为凶险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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