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初涉园艺类文章，探讨的是冬季开花的鸢尾(irises)和秋季开花的尼润属植物(nerines)，当时如何种植这两种植物的话题众说纷纭。我之前从未写过园艺类文章，而且写这两种植物的文章完全是冒险做法。我压根没想过自己之后会写下2000多篇此类文章，每周一篇未曾间断过，而且所有的文章都是为《金融时报》写的专栏。
前不久，读到了露西•凯拉韦在《金融时报》上刊登的文章，她写了20年如一日地从事同一份工作的诸多感想。这篇调侃的文章读后令人忍俊不禁，尤其是读到她质疑自己长期干一份工作是否是胆怯的标志还是缺乏才能那一段。和我相比，她只能是个小字辈。我自认为已干完这辈子一多半的工作。一辈子干一份工作并非出于胆怯。《金融时报》可能会说这是由于它们的宽宏大量和高明的放任。事实上，做到这一切是基于我每天的园艺活，改变种植方法所面临的挑战，当然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我对这一行发自内心的喜欢。
时间上溯至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当时长辈们千方百计“护犊”的情结虽已是强弩之末，但仍较为普遍。如今的孩子则是心力交瘁地应付毕业论文、进各种商学院和新闻学院深造，直到被长辈们折腾得锐气尽失后方才罢手。长辈们信奉“后撒切尔主义”(post-Thatcherite elders)，又位处年轻人的“食物链”上端。我心里想的老是作为“反例”的诸如济慈(Keats)、舒伯特(Schubert)、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这些年龄在20至26岁的天才。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期间，我有幸与帕特•吉布森（Pat Gibson）的几个儿子成了好朋友，吉布森先生当时是《金融时报》的母公司培生集团(Pearson)的常务董事。他通常会在午饭后花些时间听完我这个调皮捣蛋的编外孩子提的一些个不靠谱请求。这使得我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转而寻求那个年代盛行的“爱与和平”的主张。受著名园艺专栏作家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启发，我也想写些园艺方面的专栏。维塔是举世闻名的肯特郡西辛赫斯特城堡花园(Sissinghurst Castle Garden, Kent)的始创人。那么有没有一家报纸让我也能一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