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全安以前，我仅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上海浮世恋》，那时候吹捧我的文章我都不太记得了，但是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但颇具知名度的人说我的小说很是流丽，却失之浮浅。那句话让我很不爽，但他说的是对的，固然一个作家最好的体验都来自自身的经验，但如果一个人只能写自己，那迟早就必须面对经验到达不了的地方，或者经验本身无可炫耀的尴尬。我最尊敬的作家，例如卡夫卡、昆德拉都不是这样的。一个卓越的作家还是应当善于将自己抽离到事外，构筑作品自身的空间。
《团圆》在柏林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没有想到很多记者都关心剧作。他们问我们是不是采访了很多当事人？试图去了解别人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个原型给了剧作支持？事实上，原型是有的，但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后来我跟国外记者说，也许你觉得奇怪，但我们确实不曾采访过任何一个当事人，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没有过。对我们来说，1949年，发生在manbetx3.0 大陆上的故事涉及到百万人，《团圆》里的人物其实是这些渐趋模糊的人群的一个投射。电影中的老兵回来找妻子。那个时候，回来找孩子、找母亲、找兄弟的什么人都有。我读了一些internet上的报道，看了一些细节，有些细节可以说煽情的不得了，说什么有个老兵带了一堆玩具给自己的儿子，尽管见面时，那个儿子都已经五十多岁了，当然这些细节我们都没有用。足见具体的经验对于作品来说，更大的意义在于启示，并带领你进入人物所遭遇的情境中去，只要你进入了，人物便会按照自身的逻辑行进。
特别是电影，这种在拍摄过程中充满变数的艺术形式，允许甚至期盼意外的出现，有时候几乎像是一种神赐。比方说，电影中扮演居委会主任的是我们的服装师，她第一次出镜，紧张的背了一上午的台词，实拍时，她还是把“愿天下亲人早日团圆”，说成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话还没说完，她自知说错便笑了起来，我们却将此看作神来之笔，她的说错话破解了饭局上的凝重气氛，又分外尴尬的点明了这对老人的关系，真是妙不可言，我们最后保留了这段戏，那只能说是神来之笔了。而你若写了这句，她怕就背成了那句，不得不说很是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