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博士詹姆斯•贝利（James Bailey）在其新书《如猫爱鸟：缪丽尔•斯帕克的九条命》（Like a Cat Loves a Bird：The Nine Lives of Muriel Spark）中写道：“如果相信报纸上的说法，她是天才、幸存者、坏母亲、反复无常的朋友、暴君、独行者、怪人、隐士、爱八卦的人，以及高明的操控者；而她本人，则会礼貌地劝你不要相信那些内容。”
苏格兰作家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可谓是文学史上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变形者”之一。她年近40岁才开始小说创作，却在此后数十年间写下二十多部作品，以冷峻的讽刺、精巧的结构与若有若无的超现实气息确立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其代表作包括《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安慰者》和《记住你终将一死》等。这些作品常将幽默与冷酷并置，探讨权力、人性与命运等主题 。
《如猫爱鸟》从斯帕克在爱丁堡的童年写起，一路写到她在托斯卡纳的晚年——其间穿行于南非、伦敦、纽约和罗马，既是一段广阔的世界漫游，也是一场穿行于其创作的文学之旅。同时，全书勾勒了一个关于蜕变、机智与强大意志的复杂形象。
贝利的博士研究即聚焦斯帕克，如今，他希望能用一种轻盈、生动、更具趣味性的方式来讲述她的故事：并非解构这个人物，而是以“万花筒”的方式，展现斯帕克的多重面向。不久前，詹姆斯•贝利在爱丁堡的“Topping & Company Booksellers”书店与读者分享这本新书，并展开对斯帕克人生与创作的讨论。
《如猫爱鸟》的书封艳丽而醒目，整体以深红为底。中央是一张黑白肖像：斯帕克身着黑衣，怀抱一只黑猫。她神情沉静而带审视意味，猫的眼睛在暗色中微微发亮，流露出一丝神秘甚至危险的气息。黑与红的强烈对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冷峻而诡谲的氛围。
谈及书名的来历，贝利提到，有人曾问斯帕克：你的小说充满暴力、背叛与恶意，是否讨厌自己笔下的人物？她回答：“不，我爱他们——但像猫爱鸟一样。”也就是说，她喜欢去拨弄、戏弄，甚至折磨他们，而她也享受这个过程。贝利在撰写斯帕克的传记时，也隐喻感到自己被这种力量“戏弄”着：无论是她的作品，还是她本人，都难以捉摸。因此，他自嘲在某种程度上更像那只“鸟”，而斯帕克则始终是那只掌控一切的“猫”。
《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和爱丁堡密切相关。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爱丁堡一所女子学校。主人公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也极具争议的老师——简•布罗迪小姐。她自称处于“黄金时期”，拒绝传统的教学方式，而是挑选出少数偏爱的学生，向她们灌输自己对艺术、爱情、政治乃至人生的观点。她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与个性发展，却同时深度干预她们的人生选择，带有明显的操控色彩。最终，这位曾经光芒四射的老师被自己最信任的学生出卖。
贝利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在图书馆偶然看到斯帕克的这本小说，纤细的书脊与“甜美”的封面让他误以为是温馨浪漫的故事，翻开后却发现里面充满暴力、背叛、嫉妒与竞争。作为年轻读者，他从中最早感受到的权力结构与影响力的复杂运作。起初他被布罗迪小姐的魅力吸引，但如今更倾向于将她视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一个孤独者，一个有点古怪的人。贝利指出，斯帕克作品的一贯特点在于表层轻松有趣，深处却往往冷峻甚至令人心碎。《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呈现了她典型的写作模式：一个封闭的小型群体（这里是女生班级），以及由背叛、丑闻、嫉妒与竞争构成的紧张关系。类似结构也出现在她的其他作品中，如《死亡回忆录》与《纤弱女子们》。
贝利讲述，《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使斯帕克名声大噪，但也成为一种束缚，她甚至感到自己始终被笼罩在这一巨大成功的阴影之下，并开始用“奶牛”来戏称布罗迪小姐。她非常清楚读者对她的期待。在以《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为改编的百老汇舞台剧和电影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斯帕克转向创作更具挑战性、也更为“疏离”的小说，如《司机的座位》、《不许打扰》、《东河畔的温室》等，这些作品把她的风格推向了极端。她似乎在表达一种姿态：读者以为已经“认识”她，但她会继续制造误读和不安、持续挑战预期。她从未试图复制昔日的成功，而是顺从自己的直觉，使写作始终走向不可预测的地方。
斯帕克曾把小说称为“谎言之集”，亦即“熟练掌握说谎艺术的技艺”，但她的许多作品却又确实取材于真实人物和现实事件。贝利认为，这种张力与她的人生经历有关。二战期间，斯帕克曾从事政治情报工作，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编造令人信服的虚假信息”以削弱纳粹士气。在这一过程中，她不断制造某种“假新闻”，也由此学会如何编织一个故事：其中只保留一丝真实，而这一点真实却被用来颠覆、削弱、甚至嘲弄既有叙事。这一方法也延续到她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她常常回应现实事件，或取材于真实经历与真实人物，但总会加入某种“额外的东西”，使之发生偏移。它试图借此揭示现实中的各种操控，让读者看到权力结构如何运作，人物如何行动，以及魅力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这种阅读体验往往使人始终保持警觉。
阅读斯帕克的作品时，读者很难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想：“哦，这很轻松，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相反，他们会始终处于某种戒备状态，因为随时可能会被她出其不意的转折狠狠“击中”，而这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乐趣。
贝利为《如猫爱鸟》所起的副标题“缪丽尔•斯帕克的九条命”，指向斯帕克人生的不同阶段，其中也隐含“求生”的意味。他认为，斯帕克的许多“重塑自我”往往出于生存的需要。在某些时候，这确实是一种维系生命与精神稳定的方式，例如她那段糟糕的第一段婚姻，以及她为脱身这段关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求生”也体现在其他层面，比如当创作陷入枯竭时如何继续写作。她曾迁居托斯卡纳，正是因为当时已完全无法写作。在这些转变中，她并非全然痛苦，例如在罗马度过的那段“甜蜜生活”时期，她以全新形象出现在社交场域，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也确实从中获得了愉悦。但这一切始终源于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必须以某种方式继续前进。有时这意味着收拾行装，进入新的社交圈，通过新的环境与关系为自己重新注入能量。在所有变化之下，“求生”始终是贯穿其人生与创作的核心动力。
在这部自传书中，最难书写的一章，莫过于她和西德尼（Sydney）的婚姻经历。贝利指出，斯帕克在19岁时便想当作家，并设想首先要做三件事：“做爱、看世界，和摆脱家务”。当她遇到比自己大十岁的西德尼，而对方很快要去南非当老师时，她仿佛看到了一把通世界和写作的钥匙——既能体验人生，又能拥有时间与空间进行创作。然而，现实并未像她设想的那样发展，这段婚姻很快成为她的噩梦。斯帕克极度无助，但因战争爆发而无法轻易离开非洲。如果说这段经历给她留下了某种“教训”，那就是：永远不要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
这种经验在她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她笔下常出现一些令人压抑的男性形象，他们一步步将女性人物“困住”。例如在《公共形象》中，演员安娜贝尔（Annabel）在丈夫的操控下，公众形象与私人自我被严重扭曲。斯帕克未发表的短篇小说《楼梯上的危险情境》也呈现出类似结构：年轻女子萨拉（Sarah）前往情人的联排住宅，每次他都站在楼梯顶端召唤她上去。起初，她沉醉于这种被俯视与召唤的情境，但随着不断重复，这一场景逐渐变得陈旧、怪异，直至令人窒息。与此同时，一位类似女管家的角色始终在旁冷眼旁观，她微微扬眉，仿佛在说：“这不会有好结果的。”贝利认为，在这一作品中，斯帕克或许将自我分裂为不同的角色：年轻的自己是萨拉，而年长的自己更接近那位旁观的女管家。这样的安排，或许正是一种隐秘的提醒：不要沉溺于既定处境，不要被固定的模式所困，要始终保持警觉。
在贝利看来，斯帕克对男性的评论尤为“犀利”。她曾说：“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问题在于，他总想比我更成功，而我对成为那个不那么成功的人毫无兴趣。”在写作这件事上，她的态度同样决绝：“当我开始写小说时，我希望它从我的毛孔里渗透出来，我希望我正在写的文字吞噬我。”她的创作往往高度密集，常常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而在那段时间里，她几乎不做任何别的事情。写作之前，她会像间谍一样进入某种特性的生活状态。一旦动笔，她看待世界的方式便完全被那部小说的视角所决定。
例如，在写《死亡回忆录》时，她每天翻阅报纸，反复阅读讣告栏，观察老年人的生活与状态，而在构思另一部小说时，她整日坐公交车，观察人们提的购物袋，看他们买了什么，甚至会带着明确目的在街头“闲逛”。她始终与世界保持一段距离，并在这种距离中不断收集细节。她在生命晚期曾说：“我其实从未真正属于这个世界。”这番话令人费解，因为她一生去过那么多的地方，进入过那么多的社交圈，经历过那么多重要的事件。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她的选择：有意识地成为一个有距离的观察者。作为作家，她与世界保持一种抽离的关系，一种略带缺席、甚至近乎幽灵般的存在状态，以便更清晰地“吸收”世界，再将其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1944年，斯帕克返回英国，由于战时条件所限，她未能带走年幼的儿子罗宾。一年后，她将儿子从非洲接回英国，却很快把他交由外祖父母抚养。此后，母子之间始终弥漫着一种疏离而紧张的关系。贝利认为，无论斯帕克当年把孩子暂留非洲，还是战争结束后安排孩子和外祖父母同住，原本都只是权宜之计。然而，在种种现实因素的羁绊下，很多机会被错过——斯帕克并非有意识地选择“不做一个母亲“。这种难以弥补的遗憾，也以某种方式进入了她的创作。在小说《公共形象》中，女演员安娜贝尔被迫在事业与孩子之间作出抉择，而她的年龄恰与当时的斯帕克相仿。两者之间似乎隐约构成一种呼应：一个女性，在人生的那个阶段，仍然拥有可以“离开聚光灯”的选项。斯帕克正是在罗马、在狗仔队文化兴起的背景下写下这部小说。她对一个问题始终着迷——当“公共形象”转化为“公共财产”，当一个人被消费为某种商品时，会发生什么？也正因此，在这部作品中，现实生活、文学虚构与她个人经验不断交织、彼此映照。
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图片：GettyImages贝利认为，斯帕克并不能被简单的归类。有一次，她身着华服，在罗马一间极其奢华的公寓里接受记者采访，当被问及“你是女权主义者吗？”她一边整理丝质衬衫、抚平衣料，一边平静回答：“不是，我是女性。”在他看来，斯帕克本质上是一个始终“独自站立”的人。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榜样是她的祖母。祖母曾参与“妇女参政运动”，并不断向她讲述那些经历。而祖母本身也极度抗拒被归类，总是说：“我就是我。”斯帕克后来曾说：“如果你想了解真正的我，就去读我的小说”。在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坚韧的女性，她们敏锐、果断、坚硬，能够识破操控，并在那些试图限制她们的男性面前占据上风。
1993年，斯帕克被授予女爵士勋位（Dame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以表彰其对英国文学的贡献。她以“冷眼旁观”的叙事方式呈现人性的荒诞与不可控，用极度简洁的语言呈现复杂的心理与伦理。这种风格也使她被视为战后英国文学中最具现代感的作家之一。她在小说艺术上的探索，重塑了20世纪小说“如何讲述现实”的方式。
但在贝利看来，斯帕克所理解的“成功”，首先意味着是拥有写作的自由，并能够以“缪丽尔•斯帕克”的方式写作。他解释，在她那些外界看似“极为成功”的时期，比如《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热销、电影与舞台剧的改编版权售出、大量收入涌入——如果读她当时的书信，会发现她其实被这些成功严重束缚着，她觉得干扰无处不在，渴望能够安静地写作。
后来类似的情境再次出现：她搬到罗马，却又一次被富人、名流、派对包围，她再次感到厌倦。直到晚年，她与艺术家佩内洛普•贾丁（Penelope Jardine）一同生活，在一个更偏远、更安静的环境中定居下来，拥有了一间阳光充足的房间，一张长桌，才可以不受打扰、整天写作。之后，她在这里写作、生活了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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