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带两个16岁的双胞胎儿子参观完了英国的一些大学。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结束中学生活，开始攻读学位，我也为他们感到兴奋。我是在大学边长大的。我父亲是从事学术工作60多年的学者，我妹妹也是学者。我赞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前副校长尼尔斯•吉尔曼(Nils Gilman)的观点，他写道：“大学在培养广大民众具备高水平的技术能力、为发现关于这个世界的新事实和新观念创造条件、保护和传承人类已经创造的知识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人类发明过的任何其他机构都望尘莫及的。”与美国相比，英国的优势在于它拥有一个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政府。
然而，大学如今在世界各地都面临危机，远不止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或许没有哪个现存的机构比大学更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事实上，这正是特朗普攻击大学的主要原因。
大学的建立基于一个隐含的主张：知识是有层级的。位于顶层的是那些终其一生积累专业知识、获得博士学位(PhD)和教授职称等资质，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文章、接受同行评审的人。相比普通人的看法，有资质的学者对气候变化或种族主义的见解就是更具权威性。知识的特权一向令人反感，不过在当今这个每个无知之人都能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的时代尤其如此。当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鼓励家长在疫苗问题上“自己做功课”时，他实际上是在否定学术的基本原则。右翼民粹主义者始终持这种立场。难怪学者们会对他们“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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