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第一次来香港时，我的身份是一名香港电影发烧友，尤其喜欢功夫片。我遇到了好友兼同事贝•罗根(Bey Logan)，他是关于功夫片的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我还遇见了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成龙(Jackie Chan)、吴宇森(John Woo)以及著名制片人林建岳(Peter Lam)。这是不同寻常的一群人，但在所有这些人中，没有人比邓永锵爵士（Sir David Tang，当时还未获封爵士）更让我印象深刻。
我第一次见到邓永锵是在他位于一幢摩天大楼顶层的“manbetx3.0 会”(China Club)餐厅，因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朱塞佩•奇普里亚尼(Giuseppe Cipriani)开的餐厅恰好在其下一层。这就是空间在香港的运用——你很难在一楼开餐厅。
我对邓永锵“一见钟情”。他是一位对蠢话毫不留情的绅士，显得无赖、恶劣又霸道。当有人做出粗俗的政治评论时，我们想到的是“固执己见”(opinionated)一词，而邓永锵是我见过的“政治上最不正确”的人士之一。作为百老汇(Broadway)音乐剧《金牌制片人》(The Producers)的监制，我在一次排练一结束就对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政治上最不正确的戏剧”。梅尔回答说：“你说对了！”同样地，这就是邓永锵对生活的看法。他绝不容忍蠢人，从来都直言不讳。
您已阅读29%（569字），剩余71%（1382字）包含更多重要信息，订阅以继续探索完整内容，并享受更多专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