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管理类11元一斤，人物传记与少儿书15元一斤，学术名著则是13元……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上海的福州路散步，在光线明亮的餐厅、甜品店旁，点缀着一家家小书店。它们无一不灯光惨白，贴满这样的红字标语“即将拆迁，图书论斤称”。
这景象既“斯文扫地”，也是不可避免的印刷业衰落的象征。福州路上的行人已经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场技术与知识革命的中心。在20世纪初，福州路上耸立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座时髦大楼，是财富与威望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或许像此刻的百度、腾讯大厦一样。它们都代表信息、知识的生产与重组，都依赖于新技术变革。后者是互联网的产物，前者则是现代印刷术的产物。
我想寻找的是一处旧址，它早已面目全非、不可辨认，处于这福州路上的不知某处。1896年春天，23岁的梁启超从北京来到此地，与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