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假如英国工党(Labour party)在大选之前把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换了下来，那么很可能，现在的英国政府将不会是保守党政府，退欧公投就不会举行，英国也就不会退欧。
想象一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三个在上两次大选中都投票支持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州多赢得了10万张选票，那么，世界现在将有些索然无味地目睹坚韧的主流政治又一次抵挡住了反动压力。
我们这些追踪政治动态的人都有史诗情结：当选民做了奇怪的事情，我们想相信自己正在经历着历史的转折。当世界上两个最稳定的民主国家投票支持改变时，这一定是自由主义的终结、中产阶层空心化、或其他什么同样宏大的因素在起作用。把这怪罪到一些特殊状况（例如近年来左翼对平庸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圣人般的耐心）的头上，似乎不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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