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对这一酝酿有时的新规的出台，官方媒体并不讳言：“能上能下”，关键在于“能下”。规定的具体内容也确实着重“能下”一面：第八条当中，提出了10类“能下”的调整标准。对于调整程序，规定也做出了具体部署，可以说是对当前如火如荼开展的“三严三实”的运动精神的落实。
按理说，官员“能上能下”并不稀奇；如果只能上而不能下，才会令人错愕。我们暂不论此规定是否符合现代政党治理中关键的“党政分离”的精神，如果它能够有效解决当前中共官场的流弊，创造出官员优胜劣汰的良性机制，实现政绩和民心的双丰收，还是值得称赞。但令人感到遗憾不安的是，仅从规定内容来看，中共为解决干部队伍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并未摆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前吏治弊端的思维，并可能因执行层面的问题而适得其反。
分析规定中的重要条款，特别是涉及官员问责的第七条、10类“能下”调整标准的第八条、以及调整程序的第九条，我们不难看出整个规定背后的指导原则。它仍旧强调了中共长期坚持的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成分，而相对淡化了“民主”成分。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本规定的实施将使原本已经比较集中的权力再次大幅向中央集中。从不长的中共历史的角度看，或许我们也可以将这种趋势视为权力的“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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