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及时赶到Brasserie Zédel酒馆，约好与斯蒂芬•沃尔爵士(Sir Stephen Wall)在下午一点共进午餐，却发现他早已坐在长条软座上等候，餐馆里的餐桌摆放得满满当当。这位退休外交官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上帝，你今天没系领带。我也解了它，系它只是应酬您的午餐会。”说完，就赶忙解下自己的鲜红色领带，然后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他今天内穿白衬衣，外穿蓝色夹克。“系领带感觉特不爽，是吧？”他说，然后我俩就聊起尽管难受之极、但男士仍坚持系它的原因。“我上班那阵子，要求穿制服，”他对我说。“所以我只得如此。”
脱掉压抑的制服，可以说是斯蒂芬爵士一生的一个主题。纵观他的职业生涯，多数时间是在世界各地奔走的外交官——外交生涯的顶峰是上世纪90年代担任英国驻欧盟大使、而后又担任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的欧洲事务首席顾问。2004年卸任公职后，成为时任西敏寺大主教科尔马克•墨菲-奥康纳(Cormac Murphy-O'Connor)的高级政策顾问。但是，刚过花甲之年不久，他就决心不再笃信上帝。差不多同时，他告知自己妻儿自己是同性恋者。如今的他积极为同性恋者的权利奔走疾呼。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真正恢复自我的天主教徒”。退休后，他又摈弃自己了的外交中立立场，积极主张英国应继续留在欧盟内。
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他正经历严重的中年危机。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与我2000年在唐宁街首相府(Downing Street)初次结识的那位沉稳外交官并无二致。当时的他简要给我介绍了欧盟尼斯(Nice)峰会前英国秉持的谈判立场。如今的他已68岁，却一点不显老，留着平头短白发，依然戴着那副学者派头的眼镜，仍是昔日那位无可挑剔的政府官员——才思敏捷、剖析问题既迅速又全面，充满了冷幽默。然而，除了公职领域之外，斯蒂芬•沃尔爵士远比表象有内涵。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史蒂芬是优秀的职业外交官……但从深层次看，他情感丰富、观点全面以及洞察力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