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广受期待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并随后发布公报。就公报内容总体观之，大致不出预料，当然于若干细节处也不乏亮点（如最高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检机关等）。从公报的内容来看，其主旨大致可一言蔽之为：以巩固现行根本政治体制（党的领导）的大前提下，强化法律作为最高执政者约束地方当局的工具作用。
同样在意料之中的是，会后铺天盖地而来的评论热潮。其中，既大有热情洋溢的高度评价和期望，也不乏冷眼乃至尖峻的批评。为何对同一件事情，评价却如此迥异甚至截然相反？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评判的参照系不同。
在批评者看来：执政党所谓的法治，无非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作为执政者治理社会的工具、方式意义上的“法制”，不过是以（依）法治国(rule by law)而已——甚至有些批评者直接将其比作秦朝的法制；而若没有真正的民主、分权和人权保障，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rule of law）。显然，这些批评无疑是以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作为评判的参照物和大前提。若按此标准来观之，公报当然大有可以物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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