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人来说，世界永远停留在1939年。我们不停地告诉自己，上世纪30年代时，美英是怎样低估了德国和日本的威胁，西方领导人中唯独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一人看出危险，并号召他的国人捍卫民主，抗击纳粹(Nazis)。美国在二战后持续70年的领头，不乏这样的“丘吉尔时刻”——从柏林空运（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借助大规模空运挫败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译者注）到柏林墙的倒塌。
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美国及其盟友战后在欧洲和亚洲创建了一个和平、自由的国际秩序，他们的表现是可敬的。但这一叙述的选择性太强。历史上西方领导人在许多时刻自认为是丘吉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英国首相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越战期间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以及伊战期间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他们高估了自己面对的威胁，把事情搞得更糟，挑起不必要且适得其反的战争，削弱了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所得到的政治支持。
当今的辩论焦点应该是：我们该如何区分各种威胁的轻重缓急？最严重的威胁有多糟糕？今年我们看到了一连串进展迅速的事件，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manbetx3.0 在南manbetx3.0 海和东manbetx3.0 海声索主权，再到伊拉克政府管治崩溃。威权势力正在活动。
您已阅读30%（557字），剩余70%（1275字）包含更多重要信息，订阅以继续探索完整内容，并享受更多专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