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一手建构出的“香港城邦论”，他也说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一个城邦必须驱赶穷人，而城邦也一种过渡状态，难以长期持续。他当然更无法应对城邦中的“正义”与“自由”问题。
他还对我臧否人物，他说黄毓民是个投机分子，只要他能出足够的钱，他就能与他合作，凡在政治上的生存者，必是投机分子。他对黄之锋则有不屑，“没有一点痞子气，怎么搞运动呢”？对他来说，香港本土意识与民主意识都未觉醒，他们愿意表面抗争，却还没准备坐牢。闽南人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作用大，他们是为土地付出了一代代人，一个没有政治犯的地区，是不能获得民主的。
问起他所做的一切的内在动机时，他竟说，他没个人理想，只要活下去，好好享受生活，多挣钱，多玩几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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