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农地流转、废止劳教、统一高考，有限放松结社等一整套改革措施，并设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中央集权和社会放权两种基本思路。总的来说，三中全会决定的基调是向社会放权，而实现的路径则是集权。和去年底学者发布的《改革共识倡议书》所提的六个方面相比，三中全会部分接受了manbetx20客户端下载 改革、司法改革、保障宪法效力等后三个建议，却拒绝接受党内民主化、选举规范化、言论自由化等前三个建议，凸显了此轮改革的政府主导性质。问题是，如果说改革的基本动力在民间，民众不能有效参与的集权式改革能否推进下去？集权改革是否会发生变异，并再次蜕化为既得利益敛财的名义？
三中全会决定虽然强调民权，却基本不提选举民主，对人大改革只是一带而过，甚至也未提及最重要的公民权利——言论与新闻自由。事实上，三中全会之前倡导反宪政言论、抓捕网络大V及之后对学者博客、微博销号等一系列行动恰好与此背道而驰。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由此可见一斑：社会放权不是赋予社会本身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保护机制，而是通过中央集权强力推行。看来新一届政府一方面意识到放权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执政合法性将面临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则对中央独自承担改革的能力自信满满，不容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甚至认为社会广泛参与是对一党执政的威胁。因此，改革成了政府自己的内部事务；如果地方政府有阻力，便向中央集权，进而向最高领导个人集权，通过以领导个人为核心的强势权威推进改革。
其实，在2011年出版的《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一书中，我已经探讨了中央集权式的权利保障机制。中央集权确实可以和社会放权并行不悖，甚至可以为社会放权开道，通过顶层和草根上下联动挤压中层，迫使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让利。manbetx3.0 八十年代的改革和这种模式有点类似，只是当时改革的主导力量仍然是自上而下；公民社会则刚刚开始发育，力量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联盟，改革实际上处处遭遇“中梗阻”。农村改革相对顺利，但是国企与市场化改革为官僚集团充分利用，既得利益集团伴随改革产生，造成大量腐败和社会不满，并引发八九事件和改革的全面停滞。邓小平“南巡”后，改革重新启动，但已变味，改革政策为既得利益主导，以至既得利益集团越做越大、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