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警方以“嫖娼”的名义拘留了微博名人“薛蛮子”。央视高调报道“大V嫖娼”，竟占《新闻联播》3分钟之久，够得上“常委待遇”；《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则发微博建议，要挑政府毛病的人首先要保证自己“屁股干净”。这当然可以作为一种善意的提醒，但也可以被解读出这样一层意思：批评政府的人必须是自身没有瑕疵的“道德圣人”，否则就别怪政府找你的麻烦。这种说法同时假设，只要公民违法，政府就可以理直气壮执法抓人。其实不然。这种假设违背了行政法治的一条基本原理，那就是如果抓薛蛮子这种行为构成“滥用职权”，那么也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违法行为的一种。
manbetx3.0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款明确规定，法院可以撤销“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和一般的程序或实体等“客观违法”不同，滥用职权是一种“主观违法”行为。如果薛蛮子明明不是嫖娼，而警察以“嫖娼”为由拘之，显然属于客观实体违法。但即便薛蛮子确实嫖妓了，警察拘留就一定合法吗？未必。如果警察“心术不正”，抓薛蛮子嫖娼只是一个由头，真正的目的是不让他讲话，或“杀一儆百”，震慑一下热衷“传谣”的大V们，那么行政行为就构成滥用职权。换言之，合法的行政行为不仅必须客观合法，用合适的法条和程序处罚个人违法行为，而且还必须有合适的动机。要抓薛蛮子嫖娼，那就是为了抓他嫖娼，而不是为了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则即构成滥用职权。
禁止滥用职权是法治国家的普遍原则，对于行政法治刚起步的国家尤其重要。早在19世纪，行政法母国法国的行政法院即要求政府行为必须遵守基本行政道德，不得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在1924年的案例中，法国市政当局禁止海滩开设裸体浴场，但其真实目的却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使用市政府所开的浴室；在1934年的案例中，某市长颁布法令限制跳舞场所，但真实目的却是为了让人们去租用他自己开的旅店。以上行为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实际目的并不正当，因而都构成了滥用职权。同理，欧洲共同体也禁止“别有用心”的公权滥用。在1976年的案例中，共同体理事会希望提拔一位长期在共同体任职的内定人选，所规定的任职条件完全按此官员“量体裁衣”，结果被欧洲法院判决构成了滥用职权。虽然在成熟法治国家，滥用职权并不常见，但是在行政法治尚未落实的manbetx3.0 ，这种行为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