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把他从绝望情绪拯救出来。在一场拙劣的、试图模仿意大利人墨索里尼的暴动后，他和同伴们被以“叛国罪”被捕。
他了解自己的演说才能，他能像巫师一样让他的听众如痴如醉。他也了解自己的时代情绪，战争失败的屈辱、被迫做出的巨大赔偿、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还有那个具有民主形态、却无能不堪的政府……这一切都令公众都寻求一种发泄与复仇。
与审判者想象的不同，他拥抱了对自己的控诉，他没有把失败的啤酒馆暴动视为罪行，反而是一种拯救德国的悲壮努力——“我不是一个叛徒，而是一个为了德国人民争取最好生活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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