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一次晚餐时无意中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一位女士和她的伴侣——他经营着自己的私募股权基金，两人住在不同城市——在谈论他们往返见面所花的时间。她住在纽约，他因为生意而在南方一座城市工作。当他说到自己在他们位于曼哈顿的小公寓里有多开心时，我就建议他们干脆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一起长期住在纽约。他的回答是：“哦，那可不行。我得按更高的税率纳税。”
也许你会说我是没救的浪漫主义者，但这种想法既让我沮丧又让我愤怒。想到一个超高净值人士（或者任何人）会把税率置于首要位置，而不是优先考虑诸如和伴侣住在哪里这样的个人因素，我就感到难过。不过，美国精英采取这种极端税收“优化”做法的情况，我早已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有一次我在汉普顿斯(Hamptons)参加一个聚会，一位非常富有的民主党捐款人跟我提到，他替自己的子女甚至孙辈支付医疗和教育费用，因为对他来说这些支出可以抵税（此类支付被排除在联邦赠与税之外）。我问他：“真的吗？你宁可让成年的孩子一直像小孩一样依赖你，也不愿多交一点钱给政府？”（而且当时的还是拜登(Biden)政府，他自己支持的政府。）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说：“嗯，不这样做的话，就不算良好的税务筹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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