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我躲在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引爆社交网络，当事人阿芬因曾经感染新冠病毒找不到工作，被困虹桥机场公厕。结局皆大欢喜，阿芬在舆论的帮助下，现已被录用为快递分拣员。
无独有偶，广东、浙江等地个别剧院、博物馆对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有一些歧视性规定。
无论是就业歧视，还是影响观剧和参观博物馆，以“历史有阳”之名将人拒之门外，系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亦凸显数字化生存初级阶段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困境，根本而言，数字化背景下的现代科层体制更易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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