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想要富有。要是有一大笔钱，就能把家安在一间老旧而奢华的酒店里。每次夜归，床单都平整如新，熨好的衬衫按照颜色挂在壁柜里，也不用担心无法满足随时都可能饥饿的胃......更迷人的是，在人来人往的厅堂与酒吧，在昏灯、烟雾与酒精之间，一缕余光就可能瞥到，她或者他的失落与期望、镇定与放纵、落寞与诱惑。不为创造时机而存在的偶然是乏味的，你可以幻想怎样短暂地进入彼此的生活，又怎样迅速地逃离。午夜之后，热闹散去，在天花板的缝隙中、在枝形吊灯的阴影下，你会听到过往的亡灵们自顾自地欢笑和叹息，他们渗透到你的生活里，自然得就像往威士忌里加了几滴水。
一定是菲茨杰拉德给了我这般错误的幻象。他用花言巧语、耍赖撒泼的方式从书商那里骗来各种预付的版税，维持他在巴黎里兹饭店的放浪，对，就是《像里兹饭店一样大的钻石》的那个里兹。换做我，没有泽尔达就更完美了，在那里，很可能会邂逅很多不同的泽尔达，那可是文学与纵乐齐飞的“爵士时代”，一战和二战之间短暂又脆弱的和平时期，无力感知更无法驾驭历史进程的人们，能品尝出滋味的，唯有感官的果实。
遗憾的是，这个梦想到今天也还是梦想，但并不影响我成为这类酒店的热情体验者。是啊，你怎么能拒绝香港的半岛酒店，虽说它久负盛名的下午茶对我而言太腻了，像一只打开后只有蟹黄的闸蟹，但有多少茶客知道，1941年，英国人就是在半岛与日本人签署了投降书；你又怎么能忍住不去仰光的Strand，在酒吧喝上一杯，20世纪上半叶，这里是东南亚最时髦的场所，吧台上曾坐过身为帝国警察的乔治•奥威尔，还有永远沉溺异域风情的毛姆；19世纪殖民时代的豪华酒店还在开业的，已经没有几家了，新加坡的莱佛士还在，它的Long Bar不仅调出了第一杯新加坡司令，接待过康拉德、吉卜林、伊丽莎白•泰勒，还见证过建国者们的争吵。吊扇依然缓慢转动，花生壳落了一地；当然还有开罗那一家，我忘掉了它的名字，它有世上最鲜美的草莓汁，传言关于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决定是在此做出的……它们无一不活在昔日长长的阴影中，不断的衰败增加了它们的魅力，储存了另一种生活，很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