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中，一位朋友赴南京看望病中的高华老师。我托他带去问候，并询问是否方便前去探望。朋友带话回来，高老师很愿意见到各个地方来的朋友，都不妨。我总想着稍后就去，只是困守上海，一直没有成行。当高老师逝世的消息传来之时，我在悲伤之余，又对自己的错失而懊恼不已。
其实我只匆匆地见过高老师两面，并且都在香港。那时候我刚刚读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依然彷徨在震慑与惊魂未定的状态之中。高老师当时已然是满头白发，却语态温和，并且笑容可亲。然而我却问不出任何有关这本书的问题来，仅仅在当时的一群学界朋友中讷讷倾听。
那时大约是2006年，《红太阳》已经出了很久。它与同一年（2000年）出版的、高文谦先生所著的《晚年周恩来》是近些年来在党史学界中突兀而起的两座高峰，霎时间给manbetx3.0 人阅读党史戴上了透视镜。我只记得我当年读《红太阳》的时候几乎是一目十行，对于自己阅读的速度几乎难以忍受，恨不得一眼就能够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我阅读的禁书已经不算少，而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在此几乎是完全一片空白的情况罕有出现。
您已阅读17%（445字），剩余83%（2107字）包含更多重要信息，订阅以继续探索完整内容，并享受更多专属服务。